吳用“智取生辰綱”真的是智取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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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分類:水滸解讀

梁山頭目多文化低淺,故知識分子很容易便有表現的機會。梁山的知識分子當中,吳用最以思考力著稱,故有智多星的美譽。吳用的確聰敏肯學,適應力又強,但說他是智多星則絕對言過其實。
智取生辰綱是《水滸傳》書中的重頭戲。即使不談全書的鴻規宏軌,這次的表演亦絕對是吳用樹立個人威望之所基。看他玩弄兩只酒桶,趁機滲入蒙汗藥,讀者便驚嘆不已,盛喻為千古奇文,甚至收入中學教材以作典范。其實從布局和邏輯去看,整個智取生辰綱故事都寫得十分幼稚。

先說北京大名府留守梁中書派遣的護衛力量吧。《水滸》企圖給讀者與實情相悖的印象——梁中書為了確保今年的生日禮物必能送到岳父蔡京之手,遂組織特強的衛隊負責運送。事實并非如此。衛隊中能戰者僅楊志一人,那十個兵士,特別不到哪里去,主要任務還是當腳夫,另外就是三個老氣橫秋、毫無江湖經驗、遇事連自衛能力也沒有的虞候。按護送十萬貫珠寶的規模而言,這支衛隊小得不能再小,弱得不能再弱(說句公道話,這規模是楊志的選擇。他希望在愈不引人注意愈好的情況下完成使命,所以根本不準備靠武力護送)。來襲者,只要搬出不難部署的聲東擊西法,就準教楊志不知所措,顧此失彼。晁蓋一伙,實力相當,就算自限不開殺戒,僅求操制場面,為所欲為,仍絕不成問題。那么為何不采取簡易的明攻法,而要故弄玄虛地擺酒桶陣?

這樣講,得先摒除自律不開殺戒的可能性。梁山人馬的共同作風是心狠手辣,個人和集體行動起來,從不珍惜人命,怎會為不知名對手的安危煩心?他們得手后,誰也沒有花過一分鐘去想想劫案會給倒楣的對手帶來什么影響,便是這種心態的明證。

如果說在未摸清對方底蘊以前,慎重處理,寧繁勿簡,也是講不通的。既然公孫勝早打聽出護送隊所采的路線,晁蓋諸人又能先到黃泥岡部署行動,為何不放哨子,探探對方實力,再定出最后策略?作為小組的智囊,吳用在這方面應負主導之責。結果只是機械地依原先根據不完整的信息定下的策略去進行。是否需要補充新信息和調整計劃全不管,這是智者之所為嗎?

還有,吳用何曾想到能騰云駕霧的公孫勝正是理想不過的探子。有機會有能力在行動前探清對方的虛實而不理,卻埋頭去玩酒桶游戲,這抉擇的聰明程度不言而喻。

七人小組之往黃泥岡,對分批出發、化裝掩飾、入住不同旅店這種基本保護措施悉概不理會。只見他們浩浩蕩蕩而來,齊齊一一而去,怎不叫人注目!況且除阮氏三兄弟之間會有顯著的共同點外,小組成員在外貌和風格上差別很大,絕不可能是同一家族、從事同一行業的人。孰料當旅店要他們辦登記手續時,吳用竟代大家回答:“我等姓李,從濠州來,販棗子去東京賣”!真是笨得可憐!其實那時店內已有人認出晁蓋來了(這就是不化裝之害)。難怪官府在事后查問時,店員印象猶新,不假思索便說得出來。滿足例行公文手續的話也不會,這該是智多星應有的表現嗎?

為何歷來的讀者把吳用籌劫生辰綱的愚笨計謀看成是超級智慧的表現,固然甚難解釋,更難理解的是《水滸》的編寫人誤創一個連他自己也不察覺的怪胎。由晁蓋當首領、吳用任軍師的行劫計劃一開始雖似成功了,但勝利維持不到幾天,慶功宴也未享用完,秘密已大露,甚至連晁蓋的老巢也不保,眾人只好亡命逃生。相反地,早一年轟動江湖的生辰綱劫案不僅官府破不了,連案是何人做的也始終消息毫不外泄。兩組人馬高下軒輊,不辨而明。前一次的搶劫者才真是英武和智慧的代表。晁蓋諸人東施效顰,毫無創意,本已夠可憐,甚且還效法得失敗之極。前一組不一定有個高明的軍師,后一組則絕對被不高明的軍師所拖累。

《水滸》的編寫人處理生辰綱事件是否用明贊暗譏之法,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如果是,手法確夠高明,弄到幾百年無人能夠解讀。如果不是,那么他定的“智取”要求就很低了。

無論如何,智取生辰綱是誤解得來的美譽,吳用憑借這美譽很快就在山寨建立起威信來。但我們不能抹煞吳用有肯學習、求進步的優點。這方面可舉一事,以例其余——后來遠赴江州劫法場時梁山人馬用化裝成不同身份、分批混入城中之法,這顯然是自錯誤中汲取教訓的例子。

作為帶領梁山集團成長的重要人物,吳用的本領自始就被極度夸張。但在梁山這個武盛文寡的集團里,無人能夠取代吳用。整個梁山集團只有兩個軍師型人物:吳用和神機軍師朱武。雖然朱武在有限的出場機會里有不錯的表現(如初露面時隨意擺布史進),但這種場面委實太少了,加上他畢竟下屬地星組,怎也不能把他說成可以取代吳用。在這種情形下,褪了色的吳用仍可穩坐第三把交椅。

(摘自馬幼恒著《水滸人物之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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